1.
简介
修道主义虽非罗马天主教独有的信仰方式，修道院的生活模式却是该教将近一千年[1]独特的信仰生活型态。若以个人苦修主义为其渊源，它实际上是与教会历史的前一千五百年并进[2]，是一股左右教会动态的强势。修道主义确实有某些负面性的影响，修道院与修士甚至也卷入欧洲封建制度腐化期教皇与政廷间的纠结，整体上，它还算是教会历史上的一股信仰清流，间中为变质的教会生命注入鲜活与催化的能量。修道主义拓展出来的修道院生活与组织，及修道的理念和运用，在教会史上作出的正面贡献是不容忽视的。笔者将论述修道院的贡献与弊端，带出其优劣影响：
2.
修道主义的贡献
修道主义不论在个人的灵性修养，教会的敬拜仪式，基督教义的整顿或教廷的素质都有着极正面的贡献，并带动当代社会的农耕园艺及教育发展，对后世在基督教信仰，学术，神学和艺术上的影响极为长远。兹分析如下：
2.1
提升个人与教会整体的灵性
修道士全情投身祷告，默想，读经与禁食[3]，从事农耕纺织等劳力的工作，顺服修道院规则与院长的制度，对本身的道德纪律有特定的提升。作为修道院标准的本笃修道会及后来奉行“圣本笃规条”的其他修院，要求修士坚守忠贞，贫穷与顺服的信念[4]，有助他们在灵性与体力上达到基本的平衡。在教会道德生活腐败，如中世纪政治与教会黑暗的时期，修道院无疑巩固信徒灵性的生命与教会信仰的活力，促进与保存纯正的基督教理念。许多的修道院是出产伟大主教和教会领袖（如奥古斯丁，大贵格利，马丁路德等）的地方。
2.2
促进文献，神学与教育的发展
犹太教的爱色尼派曾是隐居旷野的一群，死海古卷就在他们聚居的地方被发掘出来。四世纪亚历山大的主教亚他那修在文字上也极力推崇修道主义。奥古斯丁的《上帝之城》适切地表达出当代的信仰状态。
修道院进入组织与经济上的稳定后，许多修道士开始投身学术研究，修道院附有图书馆（称为中世纪的书局），使修道院成为文化，学术与教育的中心。本尼狄克每日规定的两小时读书研究时间演变为日后学府的模式[5]。弗尔大，黎西流，圣迦伦与科尔比等中世纪的修道院都是文化与宗教中心。[6]
修士致力抄写的古代文学（拉丁散文与诗歌）手抄本，将希腊罗马的文化保存至中世纪[7]。在欧洲局势动荡不安，罗马势力衰微，蛮族外侵下，修道士被称为希罗文化的监护者。因为当时欧洲教育不普及，修士也是历史事件的记录者，帮助皇帝起草文件。修道士最大的贡献，就是用毕生精力手抄圣经本[8]。
后期许多的修道会都积极投身教育，如奥古斯丁修道会及托钵修会。道明会强调教育与神学理论，成为抵御异端的一股正统势力。耶稣会尤其注重儿童教育，创办许多学院与神学院。
2.3
投身宣教与社工的大成
修道院在社会关怀与宣教上所作出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。入侵欧洲的蛮族在修道士的感化下接触到基督教的信仰，尤其是设立在异教边疆或区域内的修道院更成为宣教的中心[9]。
十二世纪的两大修会，即圣骑士团与慈善武士团，是苦修主义和武士精神的结合[10]，摆脱了固有传统的修道院生活方式，为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人提供保安与款待。慈善武士团在圣城设立医院提供医疗服务，照顾贫穷大众[11]，又参与了十字军的征伐。
十三世纪兴起乞讨维生的明道会与方济会，他们被称为“传教的修士”或“修道僧”，走入贫苦疾患的人群里服务，并宣讲主的道。方济会创办人法兰西斯赤贫的信念吸引许多跟随者；道明会不仅注重教育，也在许多国家进行宣教。后来崛起的耶稣会以有力的讲道力图在欧洲建立大公主义。道明会，方济会，奥古斯丁会和耶稣会的宣教活动，使罗马天主教在十六至十七世纪的百年间不断向海外伸延，算是其中一个辉煌的宣教世纪。[12]
3.
修道主义的弊端
修道主义的弊病，主要源自修道者想要逃避俗世烦乱无章的宗教生活，寻找安宁之处静心操练自己的灵性，此厌世心理演变成“遁世”或“出世”的生活形态。另一个弊端，就是修道主义成为有组织性的团体后，其严谨而制度化的修道模式，以及被教廷套用为推进教会制度的工具[13]，使它成为宗教生活腐化的温床。
3.1
遁世与神秘主义
张绥称修道主义为基督徒“对现实苦难的抗议”[14]，谷勒木认为是教会有组织性的厌世倾向[15]。当基督教进入全盛罗马帝国的“国教”期，教会生活与属灵素质因大量官员与前异教士的加入而变质。虔诚的信徒对当代政治与宗教现象的无力感，使他们衍生出遁世的想法，想借今生克己的生活表达他们虔诚的信仰；又因景仰过往殉道的精神，就企图通过修道式的白色殉道[16]，不流血却保有圣洁生命的形式，来展现他们对主的坚贞，期待“来世”所应许的福分。
当修道是为要与世隔绝或独善其身，就与基督教入世的教导有所出入。基督教的生活信念虽力求圣洁纯全，却也讲求作光作盐，投身人群以基督教的信仰价值影响改变世界。单单讲求灵里与神的亲近却拒绝与外界的接触，往往导致神秘经验主义的风行，夸耀属灵的智慧与超凡的神奇能力[17]，如盛行一时的凯尔特修道制度。
3.2
形式主义
有些修道士生活极端（安东尼八十六年隐居，俄利根自阉等），过于拘泥形式（西门三十年柱顶修道，修士间个人修行生活的比较[18]，禁欲与守独身等），似乎突出工作而忽略神的恩典。修道制度本为塑造提升信徒的灵性。然而，一旦专注在奉行绝对的形式，后人就会忽略其实质与本意，修道制度遂演变为严谨的律法主义[19]。因此修道院不断经历灵性的兴衰，导致后来多番的改革运动，如中世纪著名的克吕尼改革运动，维持了将近两百年，致力于翻新教士制度，复兴之前本笃会的修道精神。[20]
4.
结论
修道主义从起先东方教会中人“出世”修行的一种平民运动，到传入西方教会，经过中世纪“入世”的状态，其中涉及了贵族田产与政教的抗衡，到后期蓬勃的“济世”宣教阶段，当中的转变是巨大的，却仍不失为千年以来动荡起伏的历史潮流中基督信仰的中坚分子。修道的精神仍然以保存正统纯正的教义，持守圣洁的属灵生命及宣扬基督的救赎洪恩为主线。它是教会历史局部却影响深远的部分，不但被以后的教会采纳为退修会，静修营的参考版本，也影响其他宗教（如回教）的修道形式。
书目参照
陶理博士。基督教二千年史：自第一世纪至当代。译者：李伯明，林牧野。香港
九龙：海天书楼，1997。
李振群。透视二千年：卷一早期教会，中古教会。士古来：协传培训中心，2000。
谷勒木。教会历史。译者：李少兰。香港九龙：道声出版社，1996。
梁家麟。基督教会史略。明风出版社：1999。（电子书）
比尔。奥斯汀。基督教发展史。译者：许建人，马杰伟。香港九龙：种籽出版社
有限公司，1991。
McManners, John。 牛津基督教史。译者：张景龙。香港：贵州人民出版社，1996。
培克尔。基督教史略。译者：萧维元。香港九龙：浸信会出版部，1991。
张绥。基督教会史。上海：三联书局，1992。
Gasquet, Francis Aidan. English
Monastic Life. 1904.(e-book)
祁伯尔。历史的轨迹：二千年教会史。译者：李林静芝。校园书房出版社，1986。
(电子书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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